越南探讨文化与法治双重治理机制

从文化规范到法治底线助力越南进入新时代的两套调节机制第2篇：当文化不再足以发挥调节作用时

文化有助于从源头预防偏离规范的行为；当共同生活所必需的界限遭到侵犯时，法律便予以介入。

文化与法律是两种调节行为的方式，其作用途径各有不同，但都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标。文化能够唤起自我意识，促使人们从内部自我调整；法律则通过国家权力确立强制性界限，维护共同规范。当文化的调节力量减弱时，法律必须介入；但要使社会实现可持续运行，这种介入还须与恢复那些促使人们自愿作出正确行为的价值观念同步进行。

2026年10月26日，星期一，07:24（GMT+7）

社会文化弱化的现状值得深思

在社会生活中，并非所有正当行为都源于害怕受到处罚，也源于认知、良知和责任意识。当行为规范成为习惯和自觉时，文化便发挥内在调节作用，帮助人们自行确立行为边界，在信任的基础上维系社会关系并防止冲突。文化的力量不在于强制，而在于引导行为、形成自愿守规意识，从而减少对监督手段和法律制裁的依赖。

然而，文化的调节能力也并非没有限度。当个人利益压倒公共责任、冷漠成为普遍现象、错误行为被辩解或纵容时，社会规范的约束力便会减弱。交通领域的实践清楚说明了文化自我调节机制的局限。越南公安部数据显示，从2024年12月15日至2025年12月14日，全国共发生18,615起交通事故，造成10,527人死亡，平均每天近29人死亡。

尽管事故原因多种多样，这些数字仍提出了迫切要求：提高守法意识以及对社区安全的责任感。遵守交通信号、限速和礼让，不仅属于文化行为规范的要求，也要求人们懂得克制自我、尊重他人，不以个人便利牺牲安全。然而，当这些规范不足以制止违反交通规则、危害他人的行为时，法律调节就变得尤其必要。

有关交通秩序与道路安全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检查、监督和违法处理机制，正是在自律意识未能充分落实时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工具。法律固然可以处理违法行为，但即使没有职能部门在场监督，也能形成自觉守规的习惯，仍需以文化为基础。

在经营活动领域，自我调节的局限同样十分明显，因为经济利益往往被置于道德和责任之上。2025年，市场管理力量检查27,540宗案件，发现并处理23,402宗违法案件。这些处理成果背后，反映出透明、诚信和责任的要求，而并非所有经营主体都能充分践行。诚信原本是商业活动的重要文化规范，但并非总能阻止欺诈骗取暴利的行为。当眼前利益压倒对消费者和社区的责任时，法律必须介入，以明确企业义务、惩处违法行为并保障公平竞争。

健康的市场不能仅仅依赖经营主体的善意。如果企业只在受到检查时才保持诚信，只在面临处罚风险时才履行承诺，那么商业文化就尚未真正成为经济活动的基础。

同样，在家庭中，爱、尊重和责任原本是维系家庭关系的基础文化价值。但当这些价值不足以制止暴力行为时，《家庭预防和控制暴力法》便为预防暴力、保护受暴力侵害者以及处理违法行为奠定法律基础。在公务活动中，如果责任意识、廉洁品格和奉献精神未能得到充分贯彻，有关职责、纪律和法律责任的规定便是规范权力、惩处失职和确保行政纪律的依据。

因此，文化的弱化不仅是行为方式的退步，也反映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下降。当矛盾和有害行为无法依靠认知、良知或自愿遵守的规范加以防止时，法律就必须通过强制性规则发挥调节作用，保护受害者并追究违法主体的责任。随着社会生活向数字空间延伸，这一要求更加迫切；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使行为规范面临新的挑战。

切实认识现实与虚拟边界模糊带来的风险

近来，失范行为在网络空间传播，不仅反映个人认识的局限，也对数字环境中文化规范的调节能力构成挑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多少直接受到家庭、社区关系和习以为常的行为规则支配；而在网络空间中，匿名感与群体效应可能削弱责任意识。

阮春贤（Nghiêm Xuân Mừng）博士，社会发展管理学院教授，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行政与管理学院。

接受《越南法律报》记者采访时，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行政与管理学院社会发展管理学院阮春贤（Nghiêm Xuân Mừng）博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