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文化构成现代越南治理两大支柱

从文化规范到法治纪律助力越南进入新时代的一双“调节器”第3篇：文化与法治现代社会治理的两大支柱

2026年2月25日，在贯彻落实第79-NQ/TW号决议和第80-NQ/TW号决议全国会议上，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强调讲话

第80-NQ/TW号决议赋予文化新的地位：文化不仅的精神基础、内生动力，还是国家快速、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和“调节器”。这一思路将文化与法治置于现代社会治理的统一体中：法治划定边界、维护纪律；文化则从内部形成自我调节行为的能力。当两种机制共同运转，尊法守纪才能超越外在强制要求，转化为社会行为习惯。

2026年10月27日星期二07:31（GMT+7）

文化与法治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协同力量

在2026年2月25日贯彻落实第79-NQ/TW号决议和第80-NQ/TW号决议全国会议上，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强调：“如果说经济决定快速前进的能力，那么文化决定走远的能力。如果说经济创造物质财富，那么文化则创造气节、纪律、信念和精神力量，让国家经受住考验、实现腾飞。”

这一精神在第80-NQ/TW号决议中得到具体体现。决议指出：“发展文化、人是快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重要内生动力、巨大推动力、支柱和‘调节器’。”

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席郑文决在同一次会议上就文化的“调节器”作用作出明确阐释：人创造文化，而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规范又帮助人完善自身人格，自我调节人与世界及自身的关系。文化的独特力量正体现在这种调节功能上。这种力量源于人的品格中的文化价值观和规范，也是决定文化在各生活领域运行中的作用与功能的因素，从而促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共同体以及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席郑文决同时指出：过去几年，我们尚未充分关注文化这方面的作用，集中智力建设法律体系以“调整”社会问题固然十分必要，但同时也必须充分发挥文化调节作用的实质力量，因为法律不可能出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问题之中。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将文化与法治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按照这一思路，文化不仅属于艺术创作或精神生活范畴，还直接引导行为、调节社会关系。文化的“调节器”作用体现在能够形成规范，使人主动认识界限，避免偏离规范的行为演变为违法行为。

文化“调节器”预防违法犯罪的“堡垒”

第80号决议确定了越南人的行为规范，包括“爱国、团结、自强、情义、诚实、责任、纪律、创新”；同时要求从家庭、学校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提高尊法守纪文化水平。这些价值观构成自觉意识形成的基础，帮助人们明辨是非、自觉划定行为界限，并主动避免作出违背社会规范和法律的行为。当尊法守纪成为文化并转化为社会行为习惯，纪律便能依靠自觉意识、公民责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规范得到巩固。（配图为AI生成）

2026年普及法律教育法已由国会于2026年8月23日通过，其中强调了尊法守纪文化的重要内容。例如，公民有义务遵守宪法和法律，并有责任主动学习法律、树立尊法守纪文化。确保法律普及和教育工作是整个政治和社会体系的责任，其中国家发挥主导作用，是指导、管理和组织实施的支柱，推动尊法守纪文化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价值和基础。

从现代社会治理的角度看，文化可以被视为预防违法犯罪的“堡垒”，因为它能够在行为发生前影响人的认知和选择。例如，在广告领域，倡导职业道德以及维护消费者责任，有助于广告主体主动核实信息，从产品宣传和审查环节起 eliminate夸大、容易对产品质量和用途造成误导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商业文化便成为自我控制机制，有助于在信息发布前预防违规行为。

然而，实践表明，这些规范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得到重视。卫生部部长陶红兰在答复出席第十五届国会第九届会议的代表建议时表示，2023年和2024年两年间，150多起药品和食品广告违法案件受到行政处罚，罚款总额超过50亿越盾；其中许多虚假广告案件涉及知名人士和医务工作者。

在更广泛的层面，当前打击走私、商业欺诈和假冒商品的实际情况表明，违法规模仍然很大。具体而言，据国家打击走私、商业欺诈和假冒商品指导委员会常设办公室（389委员会）公布，2026年前6个月，全国职能部门共发现、拘捕并处理67,937起走私、商业欺诈和假冒商品违法案件，同比增长36.66%，较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