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学者呼吁高校招生改革,推动企业改变人才招聘标准

教育培训部要求各校不得降低标准以增加优秀毕业生人数配图使用了人工智能生成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我们那一代人考入越南顶尖理工大学之一时，喜悦伴随着不少忧虑。报到之前，听过近乎传奇的故事，讲基础课阶段多么严酷，有人因课程太难而止步。以中等或中上成绩毕业是常事，能拿到良好等级已是值得骄傲的成就。多年来我仍感到困惑：许多招聘单位要求应聘者至少持有良好等级的学士学位。在评分严格的环境中学习的人可能在简历筛选阶段就被淘汰，而另一所学校的优秀文凭却能跨过这道门槛。因此，当教育培训部要求控制分数通胀时，我认为有必要追溯到文凭使用端去审视其根源。

学校评分严格，学生可能吃亏

私营企业可以优先录用名校毕业生，再考核专业能力并安排试用。因为招错人需自行承担成本，他们有动力挑选真正能干的人。而公共部门必须保障平等应聘权，不能只接收几所名校的学生。然而，机会平等并不意味着同一等级的所有文凭都反映相同的能力。当毕业等级成为人才引进政策的条件时，评分严格的学校将面临艰难抉择：坚持严格的评价标准，学生可能吃亏；提高分数以保护学生，优秀、卓越的称号价值便会下降。这种压力可能在各高校之间蔓延。因此，教育培训部收紧评分是必要的，但不足以解决课堂之外形成的这一动力。

一项适用于众多招聘场景的国家测评

2026年8月，韩国公布计划，自2027年起在多次公务员招录中通用PSAT公务能力测评成绩。在新加坡，2025年公务主管部门表示，其大部分招聘公告不设具体学历要求；应聘者按技能、经验和情景化任务进行评估。核验能力的责任落在招聘单位。越南完全可以建立一套国家能力测评，包括思维测试、数据分析以及按职业类别划分的考核。在土地领域工作的人必须能处理信息相互矛盾的档案，而信息技术工作者必须能分析系统故障。此类试题须衡量学以致用的能力，并避免催生新的备考竞赛。

我认为，公共部门在录用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和国有控股企业员工时必须使用国家测评成绩。各单位可直接依据这一成绩录用，也可再加一轮针对具体岗位的考核。私营企业可自愿使用这一成绩。因此，需要修改法律规定，将这一要求落到实处。

让招聘结果反哺课堂

国家测评最值得期待的影响将体现在课堂本身。当一张优秀文凭不足以带来录用优势时，学生便多了一个理由为了真正弄懂、能做事而学习；学校也减少为保护学生机会而提高良好、优秀等级比例的压力。坚持严格标准的学校也将有机会通过学生的实际能力来证明教学质量。

要带来真正的改变，测评的主办单位应为内政部须向考生人数足够的项目和技能组别反馈分行业、分技能的成绩数据。如果经济学专业学生理论扎实但面对数据束手无策，培养机构必须审视实践环节；如果工程专业学生识别不出安全隐患，就必须反思实践教学与考核方式。这些考生考试数据须受到保护，分析时要考虑生源质量，避免以录取率或高分率给学校排名。更重要的是，相关报告不应停留在大学的考务办公室里。培养机构必须明确需要修订的教学模块、负责人以及重新评估的时间节点。要培养学生具备分析能力，就必须让他们处理不完整的数据集、核实来源并为结论辩护；复杂的职业情境也应纳入课堂，并在下一届学生中检验效果。

评分方式因此也需要改变。一篇流畅的小论文，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辅助下快速完成的，未必能证明学生独立思考的深度。教师因而需要结合口试、有监督的实操以及对全过程的考核，以真正了解学生的能力。学校也须保护教师，使其免受课程通过率方面的压力，同时对成绩异常的教学模块实行试卷、评分标准与答卷的独立核查。最终目标是确保优秀、卓越文凭的实质价值，而非压低高分比例。

国家测评本身也须通过录用后的工作表现来检验。如果高分获得者持续表现不佳，我们就需要不断完善测评工具，避免出现从学校给高分变成学校组织备考这一新赛道的局面。

我始终记得我们这一代人踏入大学前那种忐忑的心情。大学岁月留下的东西，或许并不完整地写在那张文凭上的等级里，而是每个人带入工作中的知识与思维方式。当招聘单位完全有能力以能力选人时，学校便更有条件教得真、判得真，而不必担心自己的学生吃亏。